由于事涉钟敏秀，孟谨行从都江回来并没有直接去向夏明翰汇报，而是回到示范区，破天荒地关上办公室门，一个人待在里面思考。

他的反常令楚远等人诸多猜测，但没有人敢来试探缘由。

直到华灯初上，刘爱宝第一个忍不住来敲门，半天无人应门，她急得让肖海峰拿了备用钥匙来开门。

门开处，满室烟雾，孟谨行泥塑一般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

“主任，你没事吧？”刘爱宝开了灯，担忧地问。

孟谨行的背影一动不动，只是声音沙哑地回她：“我没事，你们都回去吧！”

刘爱宝与肖海峰对望一眼，还是劝道：“不管什么事，你还是先去吃晚饭吧！”

“我现在最需要的是安静！”孟谨行低哑的声音中带了几丝不耐。

刘、肖二人无奈地退了出去，替他重新关上门。

孟谨行的确很焦虑。

从白天想到天黑，他始终没能找到万全之策，随着时间一分分地流逝，这种焦虑越来越沉重，就像大山一般压着他。

他不可能一直把青坪钨矿的事压着，但不能帮钟敏秀从这件事中脱出来，又让他有一种撕裂般的痛苦。

这种痛苦让他更深地体会到，钟敏秀当时这么做是冒了什么样的风险。

直到近午夜，他终于下决心冒个险，找夏明翰坦陈钨矿真相，然后把这件事承担下来。他这么做，是等于拿葛云状、夏明翰的政治生命一起冒险，但他别无选择。

他走到桌边摁灭手里的烟，然后拿起桌上的手机和钥匙包，走到门口关灯、关门，迈着沉重的步子下楼离开。

胡四海一直等在院子的停车场，远远看到孟谨行从办公楼出来，立刻下车拉开车门，等待孟谨行近前上车，替他关上车门。

才坐进车里，孟谨行的手机很突兀地在黑夜中响起。

电话是比康岳他们晚一天到蓝利县的冯林打来的。

他告诉孟谨行，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

在冯林到的前一天，康岳和莫柏在蓝利县委宣传部碰了一鼻子灰，当地的那位女部长明知有非法拘禁小人质的事，但她照样还是极其冷漠地表示问题出在长丰县，如果不是长丰欠了耒河镇农民的钱，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不仅如此，女部长对于康、莫二人提出见县委书记，商议解救小人质的意图时，她竟然冷冷地表示，康、莫不应该因为这样的小事惊动县委书记。

康岳拍案而起，据理力争，但都如同重拳砸在棉花上。

冯林与他们碰头后，三人第二次找到县委宣传部，终于有一位副部长同意带他们去了政法委，见了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

冯林在电话里说：“……绑架马文龙的事在这里没人不知道，但是所有人都一边倒地认为错在长丰，他们虽然对马文龙的遭遇表示同情，但问他们孩子的下落，他们却说去查了没线索。经过再三交涉，他们才派刑侦队的一名同志陪我们一同去了耒河镇。”

孟谨行右手揉着太阳问：“见到孩子了？”

“没有！但是见到了绑孩子的人。”

“哦？”孟谨行在座位上挪了挪身子，“真是农民？”

“对。领头的就是耒河粮油食品厂的厂长吴光玉，这个人当过二十多年的村支书，很有群众威信，跟他一起来的有七、八个人，都是同一个村的村民。”

孟谨行头皮有点麻，又是这种宗族关系。哪怕他已经不是一次两次面对过这种事情，最后也都顺利解决问题，但那都是在本省，是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像这种跨省的情况，谁都能想到，问题绝对比当地更难处理。

冯林接下来的话立即证明了他的想法，“吴光玉和他带来的人都很张狂，既不怕刑侦队的警察，也不怕书记、镇长，甚至还说他们知道这么做犯法，但既然讨债无门，走投无路了也只有赌一把，只要把钱讨回来，就是坐牢也值，要是讨不回来，他们就抱着孩子一起投湖死了拉倒。”

孟谨行听至此处，愁眉深锁，“有没有问他们，来长丰要钱和**的过程？”

“没等我们问，他们自己就说了。”冯林突然叹口气，“如果撇开孩子的事，独立来看他们的遭遇，也真的很让人同情！许建国跑了，马振云又付不出钱，他们也是上天入地都无门了。”

“你们没提出来见孩子吗？”孟谨行问。

“提了，但他们就是推三阻四不让见，除非我们能当场砸十万给他们。”冯林道，“按吴光玉的说法，他们就是故意让马文龙写信的，目的就是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是新闻单位的注意，而且最好这件事捅到越上面越好，使得长丰县不得不重视这件事，拿出钱来还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