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如果说不受西方资本思想的影响那是不可能，毕竟美国在北大和清华，南开等大学经营已经很长时间了。

虽然北京的大学和新民大学等其他大学交流比较多，在北京被闲置的时期，这些学校的学生们对维护城市运行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有些思想观念也因为保留了下来。比如所谓现代工业管理制度，利润至上的管理思想，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的经营思想非常浓重。

邓希贤在治理北京时，应该说很坚决、很完美地执行了中央的决策。北京基本回到了它本来应该有的定位。不过他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比如他反对把在北京的各部分沿着京津交通系统沿线进行布置，认为应该集中在紫禁城附近进行布置，以方便协调。认为了不起重新修建一条道路啊各部位串联起来。

可是毛石山却不同意。毛石山认为部门协调在现在方便的交通系统和通讯系统的情况下，协不协调是部门负责人想不想协调的问题。不想协调，各自为政的还是会各自为政。这与是不是在一起办公无关，而和人的思想有关。分散布置，还有个好处就是逼着各部委要到老百姓那里多做调查研究，只有多走多看才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要是和封建社会一样一心只读圣贤书，到了京城就不想出来，就要享福，那就不是*了。官僚主义。本本主义，八股文还是会出现。

所以他坚决支持张春提出来分散配置的决定。

由于交通系统的修建，总是想方设法躲开农田和可耕地。所以都是在丘陵和山区穿行。这导致国家部委也都修建在这些山坡上。好处就是，官员的家庭不会耽误分配土地，出门去哪里十分方便。

官员的家庭也得种田，官员的工资可不保证除了你之外的其他人的生活。事实上，工人的工资也不高。

各部委当然不会单独建设，它的周边通常包围着学校和研究所。因为他们也需要智囊团和研究机构来为他们的决策作为支撑。所以这种布局将北京的学校也直接拉开距离。迫使这些大学不再是高等院校，而是一个基础和普通院校。北大和清华均免不了这个命运。要想继续有所作为。下基层研究吧，不然那些研究所你根本进不去。

从这些部门建设的开始。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去了基层，官越大，在基层的时间也越多。当这些人回来，召集相关人员开会时。多半事情已经有了决定。

所以商人捐客投机客们想要打通关节，基本没有多少可能。最关键的是，所有的官员的任职和调职都很快，他们退休后都变成了教授，打通关节的成本非常之高。

他们习惯的官僚系统崩溃了，茫然找不到着落。

陈布雷就是其中的一个：“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没有了帝王，恐怕没有我们的活路了。”

大部分文人几乎都是这样想的，当年他们只要读好四书五经，就能出人头地。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不是没有文艺家。但是他们都在农村和乡下给老百姓服务。所谓的书法家，也不过就是给老百姓写对联的，何况年轻人不喜欢规规矩矩的书法。他们狂放无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画家？似乎都拿起了照相机和摄影机。演员也在消失之中，他们多半做了纪录片的编辑和记者。与英国和美国不同，这里科教片和纪录片盛行。故事片快绝迹了。

很多小说家，比如周树人，他现在是一个心理学医生。几乎不写小说了。因为中国的学生不喜欢小说，偶尔写点小诗的风气越演越烈。他们认为编故事太无聊了。

文人们失去了话语权，所以很多都往马来跑。

政治协商会议上，文艺界的意见被占据了大多数席位的年轻人给否了。而中国的国号，居然就叫中国。什么中华帝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等国号，都给否掉了。嫌麻烦。

这是什么理由？但是就是通过了，就叫中国。

而马来，孙科成为了中华民国总统。宣称是中国的正统，绝大多数的旧文人都去了马来，包括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