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窟寺，从唐朝的时候就有了，毁了建，建了毁。现在的建筑是刚刚修复的，主持修复的是梁先生的公子梁思成，他在美国读了很多年书，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院读到了硕士。很年轻的硕士。”

宋庆龄挽着孙中山的胳膊，大概很少有这种闲适的时候，所以笑得很开心：“看不出来是刚修复的，还以为本来就是这样。”

张春哈哈一笑：“外面很多人骂我，比如苣苳先生。我在荆州也好，在襄阳也好，都拆了很多人的房子，卖了很多人的地。在武昌和大冶也是一样。龙窟寺就是用这些古建筑材料休息来的。这里的砖瓦没有两百年。也有五十年。苣苳先生的女公子说要修旧像旧，有机会孙先生可以见见，是新民大学的才女。”

“为什么要拆房子？”大家都知道张春这样说有深意。但是只有宋庆龄问了出来，毕竟她还太年轻。

“有些房子，比如这龙窟寺，西塞山，带有的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精神，是中国几千年的血脉。可是有些已经腐朽了。衰败了。我第一次到武汉，见到的是长达数里的人市。一个个孩子头上插着草标，等待人买回去当下人。人贩子们挑那些小女孩，带回去养几年，在窑子里供人消费。死了用草席一裹。找个树林就埋了。无数人在里面醉生梦死。所以我把它们铲了，重新建设。这就是孙先生和孙夫人在大冶古城下船的原因。”

这次连宋庆龄也不说话了。

张春继续说：“我们来去的铁路，以前是通向汉阳枪炮厂的，现在也通。不过不卖枪炮了，准备制造修路的机械。对面的孙传芳有些气急败坏，看来我挡了很多人的财路。”

“枪炮是国防，为民这样做恐怕是因小失大。”廖仲恺有些不高兴地说。

“枪炮是要造的，国防不等于资助军阀们，让他们混战。受苦的依旧是老百姓。这是发国难财。”张春笑道：“其实孙先生曾经主持过国家的铁路建设，有着在全国修建铁路的梦想。詹先生也是。不过我要说，这也是断人财路。”

孙中山停下脚步。喔了一声。疑问地看着张春。

詹天佑笑着说：“这是一个叫做张若茗的孩子通过调查得出的理论。因为铁路方便了人们出行，加快了货物修通。以前商人们利用老百姓不知情的情况下，低买高售，赚取巨大价差。但是现在不行了，鄂中几个县有了完善的交通网，襄阳的物价一天之内。宜昌就知道得一清二楚。差价没了，自然是断了商人的财路。”

张春点头补充道：“特别是那些大商人的财路。老百姓贩卖商品不过是糊口而已。赚一点辛苦的运费钱。所以说凡属利国利民的好事都是断人财路。就比如说电报。鄂中政府利用电报把各地的物价涨跌向全县公告。老百姓低的不卖，高的不买。也是断人财路。”

孙中山皱着眉头说：“断少数人的财路，利国利民未免不是好事。”

张春一笑：“中山先生能这么想就好。我见过中山先生抨击英美干涉我国内政的文章，十分佩服。不过苏俄又何尝不是干涉我国内政。我听说有人向您建议在政府中给吴佩孚留一个职位，与曹锟吴佩孚合作，国共合作，不过都是为了建立一个亲苏的政府。这也是断了列强的财路，道理我想中山先生能够明白。”

“但是苏俄归还了过去占领的我国国土。”廖仲恺忍不住说。

“那就应该感谢？那本来就是我们的。我知道苏俄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国民党势大，自然会是建议。共产党是小党，就直接命令。曹锟吴佩孚不能控制，就收买。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

孙中山的身形一瞬间失去了气势，显得有些佝偻。他没有说话，不过神色悲沧。

“为民对于马林十分敬佩，他现在做的事情对苏俄也许有好处，但是对中国更加有好处。中国人确实应该团结，而不是内斗。国共合作自然是好事，为民定将支持。不过为民用土匪行为收回了租界，而不是用什么外交手段。湖北自治政府只是地方政府，也不需要用什么外交手段，也不要什么国际声誉。只想收回国土和权利。我不想卖国，英美日法意德苏，我一概不理。要想和我做生意，可以，平等协商。”

廖仲恺叹了口气：“地方政府可以，是因为中央政府替你们挡着。国家贫弱，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国家折腾不起。”

张春点头：“国力不济，只好用屈辱的外交手段。所以为民即使要断人财路，也要搞建设，发展科技。如果有谁打过来，我就打过去，打得他鼻青脸肿，才会好好说话。为民可以，堂堂中华四万万同胞，怎么不可以？”

廖仲恺只能摇头：“一省可以，国家有三十多个省，军阀多如牛毛，所以孙先生才执意北伐，以求统一中国。”

张春笑道：“直奉大战，奉系败退。不过我喜欢张作霖，与洋人打交道，委以虚蛇可以，寸土不让。”

孙中山总算开口了：“为民认为此次国共合作当如何做？”

“国共合作即可。”张春干脆地提出了自己想法。

孙中山沉默不语。双方也就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继续下去。

孙中山从大冶乘坐火车到了地质大学和武汉大学，受到了学生们热烈地欢迎。孙中山虽然笑颜以对，不过心事重重，话语不多。倒是参观汉阳工业基地的车辆生产线时，问得很仔细。

然后为了安全很快就乘船去了上海。

孙中山到武汉的消息是在两天后才由新民报、武汉晨报对外披露，在各系军阀中引起轩然大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