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还指出，如果按照情节本当赦免的罪，都需要通过皇帝的敕命来赦免，如果以后没有敕命的情况下，这些人不就全部该死了？

这完全不符合大宋的法律精神，所以要求刑部再议。

御史台的谏官知道后，立刻弹劾许遵妄法。“遵不伏，请下两制议”，请朝廷将案件发给翰林学士们讨论。

赵顼完全没有想到这案子会变得这么让人头痛，于是“乃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

王安石和司马光在了解了案件经过后，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无法达成共识，于是“二人议不同，遂各为奏”。王安石支持许遵的观点，司马光支持刑部的观点。

王安石的断案依据与许遵相同，当作“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

司马光的依据来自《宋刑统》：杀人时，“於人有损伤，不在自首之例”，所以阿云不能自首。

双方争论不休，赵顼不信邪，那就扩大参与人员范围，再议！

结果意见还是分为两派。

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等人皆支持王安石的意见。

御史台，刑部支持司马光的意见。

一时间“廷论纷然”，“反覆论难，久之不决”。

这次征求意见，苏油因为是三品以上官员，所以也跑不掉，必须表个态。

分析本案目前争论的焦点，主要在阿云的谋杀是否能适用自首减罪。

这里边还涉及到阿云的另一条罪过，也就是其杀人的动因罪——“违律为婚”。

《宋刑统?户婚律》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

阿云在居母丧期间许聘给韦姓，这本身是不合法的，因此这一婚姻应当无效，即阿云与韦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夫妻关系，因此，应以“凡人”论处。

这里边的差别非常巨大，因为如果他们之间有夫妻关系的话，“谋杀已伤”的情节就构成了“十恶”罪名中的“不睦”，由于“十恶”罪名为常赦所不原，从而不适用自首情节，会被处以死刑。

至于阿云是否存在自首情节，讨论到现在，大家基本认为许遵的说法是正确的。

宋代关于自首的认定如下：“犯罪之徒，知人欲告及案问欲举而自首陈，及逃亡之人，并叛已上道，此类事发归首者，各得减罪二等坐之。”

许遵判定阿云是“被问即承，应为按问。”符合上边所说的“案问欲举而自首陈”，这点是没用问题的。

剩下一条，就是阿云的自首情节是否适用减罪，以及“所因之罪”是否得免。

如果可以，那许遵的坚持就是正确的，阿云就不该死；如果不可以，那刑部大理寺的坚持就是正确的，阿云当判处绞刑，由皇帝赦免。

《宋刑统?名例律》“犯罪已发未发自首”条规定“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

对于“所因之罪”，该条的定义是：“假有因盗故杀伤人，或过失杀伤财主而自首者，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

意思是说，免所因之罪的情形，只适用于偷盗时杀伤财物主人之后自首的情况，这时候盗窃罪可以免除，但是故杀伤罪仍要予以追究。

阿云的杀伤行为，按照许遵和王安石的说法，所因之罪乃是“违律为婚”，不管这条罪是否有瑕疵，明显并不具有上述情节。

因此，刑部，大理寺，司马光主张仍从“故杀伤法”处理，认为阿云案不存在自首减刑的法律依据，其实是没有什么毛病的。

而皇帝也是在承认这一情节的基础之上，认为阿云的确是犯了故杀伤罪，然后再予以的赦免。

这也就是许遵，王安石与司马光等人的分歧所在。

王安石认为，阿云杀人的动机，是因为居母丧期间许聘给韦姓，是被被逼的，这和偷盗被发现后蓄意谋杀是两个概念，符合“得免所因之罪”的条令。

而司马光认为，阿云预谋杀人就是预谋杀人，案件中“谋”和“杀”是紧密相关的因果关系，是犯罪策划之后的犯罪实施，因此就是实实在在的谋杀。

客观地说，王安石在这里有曲解“所因之罪”这条律令解释，迎合赵顼旨意的嫌疑，而司马光的观点，苏油认为是从《宋刑统》条例来判断，是正确的，不过有些不近人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