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准确地讲，高弦在和部下们分析局势的过程中，所提到的，大约每十年爆发一次的经济危机，光是眼前这一次，也未必见得，真就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要知道，一九九零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结束了的意思是，理论上的经济统计数据转好了，趋势应该乐观了，而实际的具体情况，不可避免地存在错位和偏差。

毕竟，经济不是平地上行驶的汽车，说刹车就很快停下来，说加速便马上变快，非要打个比喻，更像是飞机，不但必需一个明显的过程，而且在从衰退转向繁荣的起飞阶段，或者从过热转向调控的降落过程，摔机的风险更高。

这个情况，有点类似黎明前的黑暗，往往很多财团挺过了危机的中间阶段，却在转折阶段力不从心，甚至摇摇欲坠了。

香江这边就有实际的历史案例。

比如，一九七三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接下来两年就是全球经济大衰退，一九七六年开始经济形势转好，可香江的美资太吃力了，于是在大卫·洛克菲勒的斡旋下，把包括港岛中环希尔顿酒店在内的产业，卖给了高弦，套现解困。

再如，在一九八零年代初的全球经济危机大背景下，香江包括航运、地产在内的很多财团堪称山穷水尽，客观上倒是给了一些中型财团，从大型财团之间的缝隙里，抓住发展壮大的机遇，诸如刘大熊、骆蓄锐等等，一时之间风头无两；当然了，也有陈松青那种佳宁集团诈骗案的暴雷，成为反面教材。

这种危机危机，“危”中有“机”的跨越阶层奋斗大戏上演机会，在眼前一九九零年代初全球经济危机过后的香江，能否周而复始地给更广泛需要未来希望的阶层？

以此时的，香江的这种格局，来看，恐怕不容乐观。

个中缘由不难理解，除了诸如人的思想局限性，之类的软件原因之外，硬件方面，香江自身的传统空间终归有限，而且还基本被大型财团和中型财团瓜分完毕，唯有开拓相对于传统的新兴空间，才能缓和这种局面。

像高弦陆陆续续地打造的香江国际数字中心、香江数字港、香江日元离岸中心、香江全球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等，和香江国际金融中心框架内的诸多新机制，便都属于此类目的。

危机的严重性所造成的影响，连目前已经独霸世界的米帝，也不能例外。

就拿按照销售额排名的米国大公司榜单——财富五百强来讲，前五名里的通用汽车、福特汽车、ibm的利润，都是负的，巨额亏损的程度，可以用十亿美元做单位了。

甚至连这些大型企业背后的华尔街金融机构们，都能感觉到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