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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逸到洛阳时，范纯仁竟亲自迎出城外十里长亭。

他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两鬓萧疏，由儿子范佑质扶着，立于瑟瑟寒风中等候。

现在官府还没启印，而且杨逸这一路行来十分低调，很少有地方官员出城迎接的，这乍一听说范纯仁亲自迎出城来，心中不禁十分感慨，连忙跳下车，趋步进亭拜见。

“范相公何须如此，下官实在当不得。”

范纯仁上前将他扶起，和声说道：“任之为国事驱驰万里，不畏严寒艰险，成功说服辽主减免十万岁币，有大功于国，老朽迎出十里算得了什么！”

范纯仁这次是以私人身份相迎，因此他并不以官职相称，俩人稍稍寒暄过后，他让随从送上温酒，就在亭中与杨逸对饮了三杯；

范佑质接着上前向杨逸行了个大礼，恭敬地说道：“家父年老体弱，被贬南荒，幸得杨学士施以援手，杨学士大恩，佑质无以为报，请受我一拜！”

“范兄快快请起，我曾闻令尊所言：公事公言，我知有公，不知有私。令尊德高望重，为事皆以公心为准，本不应及罪，我为令尊进言，也只是公事公言，又岂能挟恩求报？”

范纯仁确实是个光明磊落的人，等杨逸与范佑质答对完了，他抚须感叹道：“年前陛下将辽事尽托于任之，老夫曾上表竭力反对过，当时是担心事关重大，而任之过于年轻，缺少经验；如今看来，倒是老夫杞人忧天了！此事还望任之莫怪！”

杨逸连道不敢，对范纯仁这份磊落胸怀，杨逸也很是佩服，另外范纯仁是苏州人，说话带有很浓的江南口音，让杨逸感觉很亲切。这长亭之中寒气甚重，倒不好让范纯仁在此多留，于是大家很快登车一同回城。

洛阳是大宋的西京，街市非常繁华，行人摩肩接踵，叫卖声不绝于耳，更因刚过新年，沿街店面都搭着崭新的彩楼欢门，人们新衣新帽，脸上还洋溢着节日的喜气，各个瓦子勾栏之中，人潮涌动，戏班杂耍处处，让人流连忘返。

同时洛阳也是旧党的大本营，当年王安石当政时，司马光、文彦博、富弼等十三人退居洛阳，仿白居易九老会故事，置酒赋诗，评击朝政，筑堂绘像，号为洛阳耆英会，迄今在旧党中留为佳话，对于许多旧党人物人而言，洛阳就仿佛是他们心中的圣地。

杨逸作为新党的重要成员之一，走进这座旧党大本营时，心中不免有许多感慨，旧党的派系众多，但洛阳无疑是打上旧党烙印最深的一个城市；

看来要抹掉旧党的精神印迹，光挖司马光的墓还不够，洛阳这边也必须做些文章才行啊！

什么耆英会的，必须以官方的名义把它打成非法组织，否则就会成为后来者的榜样。

杨逸在驿馆换了常服，这才前往范纯仁府上，进门一看，杨逸对范纯仁的操守更为佩服了，他府上极为简朴，室内摆设尚不及市井间的中人之家华丽。桌上的菜色也只是几样普通的家常小菜，连肉都很少。

大宋官员的薪俸极为丰厚，即便不贪污，光是薪俸也能过上非常奢华的日子，杨逸虽然建议重新启用苏轼和范纯仁两人，但相对而言，他对范纯仁更钦佩一些。苏轼贪不贪杨逸不知道，但苏轼和范纯仁相比，私德和生活作风上绝对呈鲜明的反比。

苏轼在声色犬马方面，样样是个中顶尖人物，在杭州为官时，一次出游，上千艳妓同行，场面之浩大，蔚为大观。

当初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差役法时，曾有这样一份奏章：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若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圣观。”

这话的大体意思是这样：普通的乡户，天生下来就应该是要服劳役的，就象人必须要吃五谷杂粮一样，咱们士大夫四处去当官，连祖坟都没时间回去看看，很是辛苦，这办公之余，自应该玩乐一翻。若是咱们士大夫也要交役钱，这怕就没米下锅了，这还让士大夫活吗？士大夫不生活不奢华点，怎么能体现出太平盛世的圣景来呢？

交几十文役钱你就没米下锅了，恐怕你送给别人的小妾，送给王诜的高俅就不止值几十文吧？

而这竟是苏大才子反对差役法的理由，堂而皇之上奏朝廷！

若是将苏大才子这份奏章，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章刻在一起，相信大家一定会对华彩词章冠绝天下的苏大才子更加佩服吧！

杨逸不知道以节简闻名的范纯仁，看了这份奏章有何感想，反正杨逸感觉非常有意思！

杨逸不反对凭自己的能力过奢华的日子，他也不认为交点差役钱，就能影响到士大夫的优渥生活。象苏轼那样，带上千小姐出游，只要不花公款，他也乐意看到这样的美景。

象范纯仁这种严于律已的人，注定只能做为一种道德模范，因此他感叹地说道：“以前常听人说范相公节简清廉，俸禄多用于接济乡邻亲友、助学济贫，今日一见，始信为真矣！”

范纯仁一边请他入席，一边笑道：“任之此翻赞喻，老夫实在惭不敢当，杨家在东京的药铺定期给贫苦百姓施药，田租比别家少收一成，和任之的义举比起来，老夫便算不得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