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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40—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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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鼓励人们参军拥军的海报遍地开花。许多物品转眼成了配给品:肉类、奶酪、黄油、猪油、咖啡、糖、丝绸、尼龙、鞋。面对薄薄的蓝色小册子,我们的经营之道整个变了样。我们学会了给配给票找零:红色配给票就给红色代币当找零(用于肉类和黄油),蓝色配给票就给蓝色代币当找零(用于加工食品)。那些代币是用压缩木纤维做成的,大小跟十美分硬币差不多。

在店里,我们募集女人们没用过几次的丝袜,以供降落伞和绳索之用,同时募集金属罐和钢制品,以供回收废金属之用。收音机里一天到晚播放着《布基伍基舞会》那首歌。为了紧跟时代气氛,我调整了进货,订购了大批礼品卡、薄薄的蓝色航空邮简、几十种大小各异的美国国旗,还有包装好的牛肉干、保暖袜和一副副纸牌,供大家寄到海外。店里上货的伙计铲起了车道,送起了杂货和包裹。

跟我同一个班毕业的男生们纷纷参军开拔,每星期都有一场道别聚会,要么在教堂地下室,要么在罗克西大厅,要么在某人家中。朱迪·史密斯的男朋友道格拉斯就在第一拨里。满十八岁那天,他去了征兵办公室,报名参了军。紧接着轮到急性子的汤姆·普莱斯,他出发之前,我还在街上遇到他,他告诉我参军也没坏处——打仗会送你去旅行,送你去闯荡,还能领着薪水跟一大群人瞎混。我们没有谈打仗的风险,但我想象的是个卡通版,子弹翻飞,每个小伙都是超级英雄,在枪林弹雨中疾步飞奔,所向披靡。

我班上足足四分之一的小伙子志愿参了军。等到开始征兵以后,越来越多小伙子收拾行装离开了。有些平足、严重哮喘和半聋的小伙子漫无目的地在商店过道里晃悠,我不禁替他们难过:这些小伙子的哥们儿都走了。身穿着便服,他们似乎有些迷茫。

“德国仔”却没有随大溜。“让他们来找我吧。”他说。我不愿相信他会被征召,“德国仔”毕竟是一名老师,教室需要他。但没过多久,局势就已经明了,“德国仔”入伍只是迟早的事情。

“德国仔”动身前往亨内平县37斯内灵堡进行入伍训练的那一天,我取下脖子上那条项链的克拉达十字架,用一块毛毡裹起来,塞进他胸前的口袋,告诉他:“这样我就会守在你左右了。”

“我会用生命守护它。”他说。

我们的来往信件谈的全是渴盼与希望,隐约提到美军的使命是多么重要,也谈他的训练到了哪些重要关头——“德国仔”通过了体能测试,还在机械能力倾向测试中拿了高分。他因此被招进了海军,顶替“珍珠港”一役中损失的人手。没过多久,他就乘火车去圣地亚哥进行技术训练了。

他离开六个星期后,我写信告诉他,我怀孕了。“德国仔”回信说,他开心得简直要飞起来。“想到我们的孩子在你肚子里一天天长大,我就能撑过这些苦日子。”他写道,“得知我终于有了一个等待着我的家,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一心想打完仗回家。”

我成天觉得累,觉得恶心欲吐。我想赖床,但心知让自己忙起来更好些。尼尔森太太建议我搬回去跟他们一起住,她说他们会照顾我,做饭给我吃。养父母担心我瘦得不像样。但我更喜欢自己待着。我已经二十二岁,习惯了像个成年人一样生活。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变得前所未有地忙,白天整天在店里工作,晚上则做义工,要么打理废金属募捐活动,要么组织给红十字会寄物品。但在忙碌背后,我的心中却隐隐有一丝惧意:他现在在哪里,在干什么?

在写给“德国仔”的信里,我尽量不唠叨我成天感觉多么反胃——医生告诉我,那是宝宝在我肚子里蓬勃生长。我告诉他的是,我正在给宝宝缝被子,先是用报纸剪纸样,后来用的是细砂纸,不过细砂纸会粘布料。我挑的那一款四角带有编织花色,跟篮子的编织花纹差不多,边缘缠绕着五股布料。图案喜气得很:黄色、蓝色、桃色和粉色印花布,每个方块中间再加上米白色三角形。在墨菲夫人家缝被子的女人们(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大家把我当作女儿看待,为我人生中的每一个里程碑欢欣鼓舞)对这床被子格外上心,亲手一针一线用细密的针脚缝制。

“德国仔”的技术培训和航空母舰飞行甲板培训结束了。到圣地亚哥一个月后,他得知自己不久就要开拔。鉴于所受的训练和惨淡的战局,他认为自己会被送到中太平洋扶持这一地区的盟军,但没有人敢下定论。

奇袭、技巧,再加上力量——这正是制胜的法宝,海军军方对水兵们说。

中太平洋。缅甸。中国。这些不过是地球仪上的一个个名字。我取出店里出售的一张世界地图(地图被紧紧地卷好收在立式卷轴里),在柜台上摊开,用手指掠过临近海岸线的城市仰光,掠过更加往北、更加深色的山区曼德勒。我已经对他前往欧洲做好了准备,即使远至俄罗斯或西伯利亚。但中太平洋?那也太远了,远在地球的另一头,我简直想象不出来。我去了图书馆,朝桌上堆了一摞书,地理书、远东历史、旅行日志。我了解到缅甸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毗邻印度、中国和暹罗。该国位于季风区,沿海地区全年降雨量约为两百英寸,而这些区域的平均温度接近华氏90度,边境线的三分之一是海岸线。作家乔治·奥威尔出版过一本名叫《缅甸岁月》的小说,还写过几篇讲述当地生活的随笔。读着这些作品,我感觉缅甸离明尼苏达州远得不得了。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慢腾腾地过去了,生活安静而紧张。我收听收音机,匆匆翻阅《论坛报》,焦急地等待着来信。“德国仔”的信一到,我就狼吞虎咽地读起来,一目十行地找着信里的新消息:他还好吗?吃得好吗?身体好吗?除此之外,我苦苦纠缠于每个字的语调和语气,仿佛他的话是我可以破解的一种代码。我举起每封薄如蝉翼、蓝色的信,呼吸它的气味——他曾经握过这封信。我用手指轻抚过一个个字——那一个个字都出自他的笔下。

“德国仔”和他的同船兵士都在等待命令。无论是临上阵前在黑暗中进行的飞行甲板训练,还是水手们的行装,从军粮到弹药,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圣地亚哥天气热得很,但他们接到警告,说是即将开拔的地方热得更厉害,几乎无法忍受。“我永远也没有办法习惯高温。”他写道,“我怀念凉爽的晚上,牵着你的手沿街而行。我甚至怀念该死的雪,还真是从来没有料到我会说这话呢。”但他说,最重要的是,他想念我。阳光下我的红发,我鼻梁上的雀斑,我褐色的双眸,我肚子里的孩子。“你一定长胖了。”他说,“我能想象出那一幕。”

此时此刻,他们在弗吉尼亚州的航空母舰上。这将是他出发前写的最后一封信,他会把信交给上船给他们送行的一位牧师。“飞行甲板长达八百六十二英尺。”他写道,“为了区分工种,我们穿成七种不同的颜色。作为一名维修技师,我的针织衫和头盔是难看的绿色,跟煮过头的豌豆颜色差不多。”我想象他站在大洋之中的跑道上,了无生气的头盔下面藏着一头秀美的金发。

随后三个月,我收到了几十封信,都是在他写完信好几个星期以后才收到,有时候一天还会收到两封,全看信件是从哪里寄出的。“德国仔”告诉我,船上的生活很乏味,他在训练期间结识的好友——同样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吉姆·达利教会了他打扑克牌。他们两个人会长时间待在船舱里跟士兵们打牌,打牌的人换个不停,牌局却永远也不收场。他谈起他的工作,谈起遵守纪律是多么重要,谈起他的头盔又重又不舒服,谈起他已经渐渐习惯飞机起飞降落的轰鸣声。他谈起晕船,谈起闷热的气候,却绝口不提战斗,不提被击落的飞机。我不知道是因为规定不许提,还是因为他不想吓到我。

“我爱你。”他一遍遍地写道,“我简直受不了没有你的生活,一心盼着早日见到你。”

他用的是些流行歌曲里的习语和报上的诗,我写给他的信也差不多一样俗套。我倒是对着信笺苦苦寻思,只待鸿雁传情,可惜只想得出同样的词语,同样的词序,只好盼着字词背后的深情能让整封信变得字字珠玑。我爱你。我想念你。小心。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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