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淮曾在湖北做过布政使，而且在湖北的时候，就已经权势很重。乾隆六十年的时候，太仓人毕沅是湖广总督（湖南湖北辖区），福宁是湖北巡抚，陈淮是布政使，三人官官相护，把湖北官场打造的铁桶一块。当时有歌谣讽刺，“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

由于把持湖北官场，让湖北现在的官员中有一大批是陈淮的门生故吏，不敢说有多么深厚的感情，但大多当年逢迎过陈淮，通过陈淮升迁过，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另外陈淮也多少有一些自己的嫡系。

于是陈淮的劝说行为，首先在湖北收到了效果，陈淮向周琅上奏，如果手里有一只兵，发兵湖北所过州县，过半能开城投降。可惜毕沅这个太仓人死了，否则陈淮有信心直接把他拉拢投降。

这让周琅大喜过望，因为湖北正是他下一步要攻取的目标。

在军事上，有守江必守淮，守南京必守武汉的原则。满清现在已经把周琅视作头号心腹大患，在江淮地区部署了二十万重兵，甚至比他们用来镇压白莲教的都多，就是担心周琅通过江淮地区北伐，同时为平定江南占据有利地势。

周琅现在人马俱疲，短期内不打算发动大规模北伐，所以打江淮困难重重，但要守住南京，武昌以及汉江流域就不能不夺取，因为哪里是长江上游，历史上南京丢失百分之八十都是从上游发动的攻击。比如太平军就是从武昌出击夺取南京的。

但对于唾手可得的武昌，在周琅的幕僚团队中，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因为周琅兵力有限，只能抽调三四万人出战，那么用兵方向上大家就产生了争议。

有的幕僚认为，如今形势大好，应该一鼓作气北伐，三四万人的兵力无力从江淮北伐中原，但从海路奇袭北京还是有希望的，只要打下北京，满清气数已尽，天下传檄而定。

这个观点迎合的人很多，大家都对目前的局势太乐观了。或许当年洪秀全也是如此，轻松占领南京，然后北伐西征，却都只排除小股兵力，太小瞧满清的组织能力，最后落得一个困死南京的结局。当时如果洪秀全在南京不做停留，全军北上的话，是有可能灭掉满清的，因为李开芳、林凤祥当时带了两万偏师北伐，就打到了天津。洪秀全全军北上，谁敢说打不下北京？

周琅没有那么乐观，他始终谨小慎微，借用科学理念，“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周琅是大胆计划，谨慎实施，争取做到稳扎稳打。洪秀全那样的错误他当然不能犯，朱元璋当年北伐，还是准备充分，任用徐达这样的大将，集中主要力量，一鼓作气。周琅现在没有能力动用所有力量，只能出动一小部分軍队，那么就不可能打北伐这样的大战，只能在局部战场上取得一定的开拓。

湖北就是最好的选择。

周琅认定，在自己休整结束之前，都不应该有大规模军事行动。而是立足于政治拉拢为主，军事行动为辅的方针。

所以他直接任命陈淮为天下招抚使全权负责对满清官员的招抚工作，这第一次就是抽调了能动用的四万人，交给陈淮，让他去收取湖北。

事实上，满清此时同样在进行紧张的政治行动，罢免和任用了一批官员。甚至连地方督抚这样的大员也不留手，看似很不合理，却是老谋深算。

因为动作虽然大，可下手很轻柔。

消息传来，周琅惊讶的发现，许多本该死的和珅铁杆，竟然躲过了一劫。

比如苏凌阿这个和珅的姻亲，竟然被皇帝只是免职，然后以他年迈为由，宽宥其罪。

一手硬，一手软。硬的地方在于道理，明分对错，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软的地方在于措施，只分辨对错，而不根据这些问罪，这就没有将和珅党羽逼入死路。大家看到连苏凌阿都不用死，就没有了反抗下去的决心。

同时又很大胆，哪怕是身处前线的督抚大员，也敢快速撤换，比如退守扬州的两江总督苏凌阿，还有周琅即将去攻击的湖北地方大员，湖广总督换成了书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