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些当兵的难民子弟，大多数都出身地主家庭，在陈周全反攻倒算下被迫背井离乡，逃到凤山县。

这样的人，心中对同样带有天地会身份的周琅，有多少认可呢？

他需要给这些人心中注入一股火焰，他和蔼的跟每一个船长沟通，谈他们的家世遭遇，对他们的遭遇报以同情，同时默默记住了其中那些有家眷留在凤山县的船长，此时不是看重才能的时候，忠诚恐怕更重要，这些船长叛逃的可能性更低。对那些在天地会起义中家破人亡，孑然一身的船长，周琅就多留了一个心眼，按照他们的档案，悄悄重新调整军官阶层。凡是船长孑然一身的，他的副手一定要是有家室的。

结果就在金夏，周琅临时就对留守的二十艘舰船进行了人事调整，尽最大可能降低出现叛逃的风险。

接着周琅决定在金夏留守很长一段时间。

他要处理的事务，已经很少有具体事务了。

早在打下东港之后，周琅的事务发展，已经让他很难有时间处理具体事务。

荷兰人来到东港之后，周琅天天跟荷兰顾问进行沟通，沟通的却不是具体的港口管理，而是制定各种规则。

他并没有完全照搬荷兰人的港口管理经验和方法，而是根据现代管理思想，进行了一些本地化的重新创制。

有人说现代国家的竞争，就是制度创制能力的竞争，周琅并不知道这个道理，但他却拥有丰富的创立现代工公司的经验，他知道完全照搬西方标准管理的公司，往往是官僚文化浓厚的大公司，每一个公司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条件制定管理方法，西方的管理经验值得学习，但应该学习的是他们的管理思想，而不是照搬各种管理条文。

所以他不赞同荷兰人提出的直接就按照商品种类进行征税，也不接受按照交易量征税的原则。

因为他从广州哪里发现了太多的弊端，广州的税制不可谓不复杂，管理不可谓不精密，但依然有大量的空子可以钻。根据英国商船的经验，商船进港之后，海关丈量人员先是从船头量到船尾，一经贿赂，马上就改为从前桅量到后桅。丈量后，要缴船钞，先是开价2000银两，经讨价还价并送上320银两红包后，结果以500银两了事。欧洲商人公认，在广州基本上没有钱办不成的事。

周琅不相信自己招募的职员会被广州海关那些人拥有更高的道德水平，所以他必须从源头上尽可能的杜绝漏洞。

按照交易种类和交易数量征税，负责采集这些数据的人就变相的拥有了很大的权力，决定了征税的数额和比例。

周琅极其缺乏人才，他不能接受好容易培养出来的人才因为贪腐被自己处决，尽管处决贪腐人员让人大快人心，可从根本上来讲，这是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

所以惩治贪腐，不是杀多少人的事情，而是要从源头上杜绝贪腐存在的基础，也是对人才的保护，毕竟人心都是经不起考验的。

因此周琅首先坚持采取固定水模式，每艘船无论大小统一缴纳三百两固定税；然后对于港口上的商铺，则按照商铺的门脸长度进行征税。这些都是死的，无法做手脚的，一条街丈量一番，长度就有了，如果所有商铺门脸长度加起来没有街面长，那可定是丈量人员徇私舞弊了，很容易纠察。

当然交易税、印花税等税种周琅也是要考虑的，但得建立在培养出一批敬业的公务人员和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之后，他才能逐步实行，目前贸然推出，只会造成巨大的漏洞，然后变成海关职员自杀的火坑。

目前这一套简单可行的固定水制度，已经开始实行，税率虽然很轻，但胜在征税效率，所有水手都有效的进入了海关账上，而不是被各个层级侵吞。因为都是固定税，所以收入在账目上都是可以预知的，简单易行。

即便这样，周琅依然建立起了监督机制，定期派第三方监督人员抽查账目，与其说是在杜绝腐敗，不如说是在锻炼检查人员。

这一套机制在东港已经运转良好，周琅现在需要的是，将这套机制搬到厦门来。

相比东港，厦门的潜力无疑要大的多，只要能打开通往武夷山产茶地的商道，这两座海岛就是金银岛。

于是周琅很快就从东港抽调人手，在厦门搭建了通商渠道，还攻占了鼓浪屿加强对出海航道的控制，让出入渔民必经此地。

由于征兵等关系，跟当地渔民建立起来的联系，已经开始从当地人手里获取物资给养，周琅在港口上公示港口征税规则，表示欢迎商人前来贸易。

他希望神通广大的走私商，能够用他们的办法打开通往武夷山的商路，那样就免去了周琅很多麻烦，如果商人们做不到，周琅就必须得动用軍队跟清军在多山的福建陆地争夺了。

一个多月之后，周琅等来的不是踊跃而来的走私商，而是闽浙总督的使者，对方果然来诏安了，只是周琅没想到这么快！

见过使者之后，周琅才清楚，原来诏安自己的，竟然是在广州打过交道的长麟。